这是去年7月1日前后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经验中，那个转变发生得确实非常突然。 在整个去年春天，我遇到的大部分企业界资深领导者都对Web2.0在企业中的适用性不屑一顾。只有在为了不让年
这是去年7月1日前后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经验中，那个转变发生得确实非常突然。
在整个去年春天，我遇到的大部分企业界资深领导者都对Web2.0在企业中的适用性不屑一顾。只有在为了不让年轻雇员怨声载道而非让步不可时，他们才会考虑让员工在工作场所使用社交网络。“推特”（Twitter）？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到了夏季，当我和那些资深高管聊起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时，他们的腔调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不断增加的共识是：2.0技术可以用来从根本上改变完成工作的方式。在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新的信息分享方式、为了提高生产率以及完成企业目标而进行合作的新方式等方面，人们的兴趣就此出现。
传递信息能力的提高总是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两者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书写的出现促进了阶层复杂的埃及社会的发展，因为统治者可以利用书写记录自己的财产、表达自己的意愿；印刷机推动了民主的发展，因为印刷机可以让信息在民众中广泛传播；直通电报（telex）使大城市得到了发展，因为企业总部可以从空间上与工厂分离开来。
就像人们接受Web2.0时的迟疑一样，传递信息能力的提升几乎都会遭到强烈的抵抗。对电话的早期评估曾预测说，它会主要应用于社交，而不会获得商用。当直通电报已经成了一种可靠手段的时候，企业怎么会采用一种无法对一个会谈提供永久性记录的技术呢？对于施乐公司（Xerox）后来的核心技术，最初的评估同样大错特错了——没人想象到有哪个企业会需要文件的复印件。人们很难预见到信息传递新手段的用途，而且很容易将新技术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而置之不理。
但是，每当我们传递信息的能力得到发展时，都会发生一些可预期的变化：范围（距离和到达的速度）的扩大以及互动手段的丰富，会影响到我们的组织方式，改变权力的平衡，同时还会影响我们完成工作的方式。
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 科斯（Ronald Coase）凭借交易成本如何影响组织结构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表于1937年的一篇题为《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的论文中，科斯探讨了沟通成本对组织规模的影响问题。他发现，高昂的沟通成本或者交易成本会促使组织在其内部引入尽可能多的职能，这也为20世纪中叶人们对“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战略的推动提供了解释，后来，因为沟通成本逐渐降低，这一战略被大多数企业放弃了。
多伦多大学的哈罗德 亚当斯 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教授，在其1951年的著作《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概述了每当沟通成本降低便会出现的几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尽管英尼斯写作的时期远在Web2.0时代之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很多预测都精准反映了今天的主要趋势：
重新分配知识，并在这个过程中变换权力；让“业余爱好者”能更轻易地与“专业人士”展开竞争，因为接触到知识替代了对复杂性的掌握；能让个人和少数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减少了以前某些人因为先于他人拥有知识而获得的速度优势；减少了建立在有能力承付高成本基础上的规模优势。
我相信，就像过去那些重大的进步——印刷媒体、直通电报、互联网等——一样，过去十年来的“组合技术”（combined technologies）（也称为“复合技术”）以及Web2.0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也会产生同样的强烈影响。今天的新技术能让人们无须指定交流的手段即可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和装置不断涌现，能让人们的互动异步、虚拟地进行。更重要的是，精妙的搜索算法（search algorithms）能让我们在海量的信息中找到自己所需。这一切合起来就大大地改进了如下这些方面：创造、获取以及分享知识，让人们找到有用的资源，发掘创新和专业知识的新来源，以及让人们驾驭“群体智慧”。
今天，人类生产能力的边界就在于延伸性协作（extended collaboration）的实力——也就是利用全新的协作工具，超越小群体的范畴进行协同工作的能力。
这列火车已经驶离了车站。社交媒体已经上路，正在成为我们工作方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严肃事情的一个核心工具。企业如何运用技术的故事也正在变得越发有趣了。
